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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船队锡兰山之战史料研究 ——中国海军的首次大规模远洋登陆

归档日期:06-29       文本归类:登陆兵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锡兰山,古称狮子国,即今之斯里兰卡,位于印度洋中,北望印度次大陆南端。在人工动力——如蒸气机,没有发明发明的时代,航海主要领先的是风力,特别是信风(即季风)。每年冬季西太平洋上西北风起时,是中国海舶从中国东南沿海港口扬帆启程下番,前往东南亚、北印度洋之的时候。下番的海舶可利用的信风季节长达三、四个月;至初春时节西北风止时,海船只能择地停船候风。依靠信风航行的海舶航速较慢,以中国东南沿海为起点计,在三、四个月的西北信风季节中,其最大航程可达印度次大陆南端或锡兰山。如果要继续前往北印度洋阿拉伯海沿岸各地,如东非、红海、波斯湾;或打算回航归国,都必须等候春季东南风起。而从阿拉伯海沿岸各地回程航,也必须等到印度洋上西北季风刮起的时节从那里动身,航至印度南端或锡兰山,在此等候来春的东南季风。且从地理上看,南亚次大陆插入海中,将印度洋分为东西两部分。正是这两个原因,印度南端与锡兰岛千百年来一直是印度洋上东西海路交通的最重要中继点之一。

  在郑和时代以前的元代,居于印度次大陆南端东海岸的是马八儿国,又称为西洋;而位于西海岸的是俱蓝,即明代之古里。《元史》记载:“海外诸蕃国,惟马八儿与俱蓝足以纲领诸国,而俱蓝又为马八儿后障。自泉州至其国约十万里。其国至阿不合大王城,水路得便风,约十五日可到,比余国最大。至元十八年,元使杨廷璧奉诏出使俱蓝,“正月,自泉州入海,行三月,抵僧伽耶山。舟人郑震等以阻风乏粮,劝往马八儿,或可假陆路以达俱蓝国,从之。四月,至马八儿国新村马头,登岸。杨廷璧使团一行正月从福建泉州启程,至三月西北风尽,抵僧伽耶山,无法继续航行。这里提到的僧伽耶山,即锡兰山。

  明郑和航海是宋元中国海上活动的继续,锡兰山在东西海路交通上地重要地位在明代依旧。郑和船队七年西洋时,曾数次经过这里锚泊。明与锡兰山关系中最重要的事件有二件最为引人注目,其一为永乐九年第三次下西洋时郑和代表明政府在锡兰山奉敕立碑颁赐。其二为郑和率领的舰队与锡兰发生冲突,郑和率水军陆战,攻入锡兰都城,俘其国主而归。

  既往有关明与锡兰山关系研究所依据的最重要的史料,是迄今保存在科伦坡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中的汉、泰米尔及波斯文三种文字合合璧之郑和布施碑,与明人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中所记明水师在锡兰山登陆作战,克敌制胜的经过。

  郑和及其船队在15世纪上半叶横行西太平洋-北印度洋海域几达三十年,但至今遗留海外直接事关其航行的文物却不多。今东南亚各国所有者,无非一些纪念性建筑或与后人传说有关之物。据文献记载,郑和在远航途中曾于海外数处立碑,但今多数不知所终,存者仅有锡兰山碑。故此碑成为研究郑和海外活动最重要的史料之一。郑和立碑石之事,虽不见《明实录》提及,但明人严从简记载,“永乐七年(1409),中使郑和偕行人泛海至其国,赉金银供器,彩妆、织金宝幡,布施于其寺,”虽未明确提及立碑之事,但足见明人知郑和布施之事。

  但实际上,在工程师托马林之前,此碑似已有中国人提及。据清王韬《漫游随录》记载,在他游历锡兰时,借当地土人导游,入一小寺,寺中有卧佛,并说“明永乐年间,太临监郑和曾赉法器、宝幡,布施寺中。…华人来此者,当以郑和为能副其职,俾国威远施于域外。嗣后华人亦几绝迹矣。”王韬虽未直接提及此碑,但他在描述自己参观当地一所卧佛寺时突然提到郑和布施之事,证明他曾亲见此碑。他还提到,在郑和以后,曾不断有华人来此地参观,瞻仰郑和遗迹。这说明此碑历数百年,一直未为人遗忘,当地人不但知道,且不断引领来访华人参观。清黄遵宪在其《人境庐诗草》中一首《锡兰岛卧佛》诗,亦在诗中提及郑和。足见直至他出洋至锡兰时,尚知郑和当时就在此寺中或此寺附近立碑。

  20世纪上半叶向达先生在伦敦搜求资料时,见此碑拓片。冯承钧先生在校注《星槎胜览》时曾提及其文。1959年向达先生在中华书局出版其校注之《西洋番国志》时,“第一次根据拓本著录”锡兰山碑汉文铭文。向达先生刊布上述铭文后,国内学者首次了解郑和此次在锡兰出使时的活动细节。但向先生未严格按原碑逐行刊布碑文,且未提及此碑乃以汉、波斯与泰米尔(Tamil)三种文字刻成,是为憾事。此碑现存斯里兰卡科伦坡国立博物馆。笔者参加联合国“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时,曾于1990冬造访该博物馆,并亲见此碑。当时虽然拍照存留,但未能制作拓片,无法直接使用。此后国内多人曾访问该馆,国内各种出版社中亦数度刊出此碑照片,惜均未附有拓片。是故国内学界至今未能见碑文全貌。

  笔者参加海上丝路考察时,曾获帕拉纳维塔纳(S. Paranavitana)1933年发表的论文,其中有关于此碑的描述(详后)。有关此碑汉文碑文最新的研究是德国学者依法·纳格勒长篇论文《出自伽勒的三种文字石碑上的汉文铭文之再研究》,刊于的著作《古代鲁哈纳——斯里兰卡-德国考古队在南方省的工作》。文中包括了此碑发现史,型制描述,碑文释读,前人释读,包括拜克毫斯(Backhouse)、山本达郎(Yama Moto)及向达,汉文碑文的校正文本,背景研究,包括中古时斯里兰卡的碑铭、明初中国的碑铭及各种附录材料。

  上述依法·纳格勒论文附录二,抄录了科伦坡国家博士馆有关此碑的各项数据与资料:

  材质:灰绿色石,微发黑色(风化严重),绿白长石,石英不能确认,颗粒质感不规则,1-3毫米(闪长石或粗面岩)。

  尺寸:高144厘米(不规则,142-145厘米),宽77厘米(不规则,75.3-77.8厘米),厚12厘米(变动范围:左基部至碑顶:13-11.5厘米,右基部至碑顶:13.5-12.5厘米)

  装饰:碑顶区:高23厘米,角园,从两角装饰开始厚度减薄,7厘米(左)——7.5厘米(右)。两龙相向,带角,尾部相绞,戏空中之球。

  依法·纳格勒在其论文的碑文释读一章中,公布了该碑的汉文部分的照片,但其清晰度欠佳。其文中的附录一,逐行比对了拜克毫斯、山本达郎与向达的录文,使我们有机会了解此碑文的基本情况。今以据依法·纳格勒公布的资料,逐行全每件登录向达教授录文(录文前的阿拉伯数字为原碑行数),在此基础上,凡其他二氏释读有重要差异者,据依法·纳格勒提供的资料在脚注中说明:

  3:佛世尊曰:仰惟慈尊,圆明广大,道臻玄妙,法济群伦。历劫河沙,悉归弘化,能仁慧力,妙应无方。惟锡蘭山介乎海南,言言梵

  4:刹,灵感翕遵彰。比者遗使诏谕诸番,海道之开,深赖慈佑,人舟安利,来往无虞,永惟大德,礼用报施。谨以金银、织金紵丝宝旛、

  8:金壹仟钱、银伍仟钱,各色紵丝伍拾疋、各色绢伍拾疋、织金紵丝宝旛肆对:内红贰对、黄壹对、青壹对,

  9:古铜香炉伍对、戗金座全古铜花瓶伍对、戗金座全黄铜烛台伍对、戗金座全黄铜灯盏伍个、戗金座全

  10:硃红漆戗金香盒伍个、金莲花陆对、香油贰仟伍佰觔、腊烛壹拾对、檀香壹拾炷。

  此碑的波斯文碑文国内迄今未见拓片,笔者曾依前述帕拉纳维塔纳(S. Paranavitana)1933年发表的论文中所录波斯文铭文的英译重译为汉文,并与向达公布的汉文铭文相比较。

  而有关锡兰山之战的最详细史料有两则,其一是明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中所记,其文曰:

  “本朝永乐七年,中使郑和偕行人泛海至其国,赍金银供器、采妆织金宝幡,布施于其寺。赏赐国主亚烈苦奈儿,诏谕之。国主贪暴,不辑睦邻国,数邀劫往来使臣,诸番皆苦之。和等登岸,至其国,国主骄倨不恭,令子纳款索金宝,不与,潜谋发兵数万劫和舟,而先伐木拒险,绝和归路。和觉之,拥众回舟,路已阻塞。和与其下谋曰:‘贼众既出,国中必虚,且谓我军孤怯,无能为,如出其不意,可以得志。’乃率所从兵二千,夜半,间道衔枚疾走城下,约闻炮则奋击,入其城生擒亚烈苦奈儿。九年,归南阙下。上命礼部择其支属贤者更立之,礼部询于所俘,国人举耶巴乃那贤。

  十年,遣使赍诏印往封之。诏曰:‘朕统承先皇帝鸿业,抚驭华夷,嘉有万方、同臻至治。锡兰国亚烈苦奈儿近处海岛,素蓄祸心,毒处下人,结怨邻境。朕尝遣使诏谕番国,至锡兰其亚烈苦奈儿敢违天道,傲慢弗恭,逞其凶逆,谋杀朝使。天厌其恶,遄被擒俘。朕念国中军民,皆朕赤子,命简贤能为之统属。尔巴乃那修德好善,为众所推,今特封尔为锡兰国王。鸣乎!惟诚敬可以立身、惟仁厚可以抚众、惟忠可以事上、惟信可以睦邻。尔其钦承朕命,永崇天道,无怠无骄,暨子孙世享无疆之福,钦哉!’时群臣皆请诛烈苦奈儿。上曰:‘蛮夷禽兽耳,不足诛。’遂赦之,亦遣归。时国立不剌葛麻巴思剌查为王,诏谕使逊位。”

  其二为楞严寺刻本《大唐西域记》“僧伽罗国”条记载特详。此本郑鹤声、郑一均父子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时曾经使用,称为“明嘉兴藏本《大唐西域记》”此书的原刊本与增编本的正文之前未有文献介绍,书末亦均未附有文献目录,不便读者查核。经查,郑氏父子《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所用者,即1955年由中国古籍刊行社据“中国佛教协会所藏明嘉兴藏本”影印刊行的版本。此本在季羡林教授组织校注的《大唐西域记》中,称为“径山本”,或“嘉兴藏本”。

  该社在出版前言中特别指出:“书中卷十一第七叶后面第九行‘僧伽罗国’起,至同卷第九叶前面第六行‘作无量功德’止,这一段是明藏新加的,疑是注文插入,请读者注意。”郑氏父子正是发现这段“明藏新加”的内容与郑和有关,摘入其书。查该刊本只有在卷12末的附言中说明了刊行时间:“嘉兴府楞严寺经坊余赀刻此《大唐西域记》十一、十二卷,计字二万四百八十,该银十两二钱四分。丙戍年季春般若堂议。”故全书木版并非一次刻成。其卷1至卷10的刻版时间,今已无从查考。可知者为其最后两卷,即卷11与卷12刻于丙戍年。大概正是这个缘故,前人均只称其为“嘉兴藏本”。《大唐西域记》是一部唐代史料,因为嘉兴楞严寺明刻第11、12两卷混入有关郑和的资料,而成为研究郑和下西洋的史料。本文以“《大唐西域记》明嘉兴府楞严寺刊本”称之,就是因为这一点。

  至于书后述刊刻之“丙戍”年是哪一年的问题,查明代有4个丙戍年,分别为永乐四年(1406);成化二年(1466);嘉靖五年(1526);与万历十四年(1586)。

  其中永乐四年(1406),郑和尚在首次出海途中,不可能叙述明与锡兰山永乐三年(1405)至永乐九年(1411)事件的原委。故可排除。值得注意在是,书末附记提到“计字二万四百八十,该银十两二钱四分”的文字,表明刻工耗资以银计算,这说明刊刻此书时,已经是以白银作为流通手段的时代。

  万明教授对于明代白银流通的问题,作过相当深入的研究。查《大明会典》中只有“钞法”、“钱法”,并无“银法”,可见明朝的法定货币首先是铜钱,继之是宝钞,而白银则禁止流通。朱元璋尚为吴王时,于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已开始铸造大中通宝钱,分大小五等。洪武元年(1368 ) 三月,明太祖命户部与行省铸造洪武通宝钱“,其制凡五等”。洪武八年(1375 年) 起,明朝开始按元代钞法,发行“大明通行宝钞”作为法定货币。关于改行纸币的原因,《明太祖实录》说实行铜钱有三不便,一是需要大量的铜,且“鼓铸甚劳”;二是民间盗铸铜钱;三是铜钱重,不利于远距离交易。大明宝钞通行之初,铜钱仍并行使用。“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的规定,说明金银当是禁止进入流通领域,但“每钞一贯,准铜钱一千,银一两”的比价,又说明白银的价值仍然是被社会承认的。此时的白银,不能用于交易,只能从国家换取宝钞,且有违法者治罪,告发者给赏的法律规定。

  但是,到了明后期,白银通行于全社会,占据了货币流通领域的主导地位。迄今为止,对于这样一个价值尺度依据的巨大变化,不少人以《明史》中正统初年明英宗“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的记载为根,认为行用白银朝廷法令推行的结果。但万明教授通过对明初至成化年间徽州地区土地买卖交易中427件契约使用通货情况的分析,发现白银的货币化是自民间开始,到成(化) 、弘(治) 以后才为官方认可、自上而下地展开。其中,最重要的展开方式是赋役折银。以成化、弘治为界,白银从官方非法货币向事实上的合法货币过渡。到了嘉靖年间,这一货币化过程基本完成。这说明,第二个丙戍年,即成化二年(1466)亦可排除。由此可知,“楞严寺”本当刊于明中期以后,或刻于嘉靖五年(1526),或刊于万历十四年(1586)。为便于研究,兹录写上述嘉兴藏本《大唐西域记》“僧伽罗国”条的内容如下:

  僧伽罗国,古之师子国,又曰无忧国,即南印度。其地多奇宝,又名曰宝渚。昔释迦牟尼佛化身名僧伽罗,诸德兼备,国人推尊为王,故国亦以僧伽罗为号也。以大神通力,破大铁城,灭罗刹女,拯恤危难。于是建都筑邑,化导是方,宣流正教,示寂留牙,在于兹土。金刚坚固,历劫不坏,宝光遥烛,如星粲空,如月炫宵,如太阳丽昼。凡有祷禳,应答如响。国有凶荒灾异,精意恳祈,灵禅随至。今之锡兰山,即古之僧伽罗国也。王宫侧有佛牙精舍,饰以众宝,晖光赫奕,累世相承,敬礼不衰。今国王阿烈苦柰儿,锁里人也。崇祀外道,不敬佛法,暴虐凶悖,縻恤国人,亵慢佛牙。大明永乐三年,皇帝遣中使太监郑和奉香药往诣彼国供养。郑和劝国王阿烈苦奈儿敬崇佛教,远离外道。王怒,即欲加害。郑和知其谋,遂去。后复遣郑和往赐诸番,并赐锡兰山国王,王益慢不恭,欲图害使者。用兵五万人,刊木塞道,分兵以劫海舟。会其下预泄其机,郑和等觉。亟回舟,路已阻绝。潜遣人出舟师拒之。和以兵三千,夜由间道攻入王城,守之。其劫海舟番兵,乃与其国内番兵,四面来攻,合围数重,攻战六日。和等执其王,凌晨开门,伐木取道,且战且行,凡二十余里,抵暮始达舟。当就礼请佛牙至舟,灵验非常,光彩照耀,如前所云。訇延震惊,远见隐避。历涉巨海,凡数十万里。风涛不惊,如履平地。狞龙恶鱼,纷出乎前,怡不为害。舟中之人,皆安稳快乐。永乐九年七月初九日至京师。皇帝命于皇城内庄严旃檀金刚宝座贮之。式修供养,利益有情,祈福民庶,作无量功德。

  新史料的发现与运用历来是史学研究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近年来新发现的有关明与锡兰山关系的史料据笔者所知有两种,其一是明成祖致吐蕃哈立麻敕书,其二为明档案文献《武职选薄》中武官袭职记载中有关曾随郑和远航的水师武官记载。

  上述楞严寺刻本“僧伽罗国”条与《殊域周咨录》中有关郑和在锡兰山用兵的记载,究竟可靠与否,其史源何在,一直未见学者论及。

  明永乐初明成祖邀请吐蕃黄教哈立麻在南京灵谷寺为明太祖祈福做佛事。佛事完毕后,哈立麻虽归吐蕃,但仍然与明廷保持联系。双方往来的书信至今保存在西藏布达拉宫中。宋伯胤先生在其论文《明朝中央政权致西藏地方诰敕》一文中,曾著录明成祖致哈立麻敕书数则,其中有永乐十一年(1413)二月初十日明成祖致哈立麻敕书。此敕书为纸质,墨书。明成祖在此敕书中,向哈立麻通报了郑和在锡兰山发生军事冲突之事。经对比发现,敕书所记郑和之事,与上述嘉兴藏本《大唐西域记》“僧伽罗国”条的相应内容基本相同。

  今将明成祖敕书全文照录如下,并将“僧伽罗国”条的内容中与明成祖敕书相同的部分录于敕书相应段落之下。为便于上述两种史料对比,敕书内容为宋体字,“僧伽罗国”条的史文为方正舒体深黑体。“僧伽罗国”条中不同于敕书相应段落的地方标为楷体斜体。

  其地多奇宝,又名曰宝渚。昔释迦牟尼佛化身名僧伽罗,诸德兼备,国人推尊为王,故国亦以僧伽罗为号也。以大神通力,破大铁城,灭罗刹女,拯恤危难。于是建都筑邑,化导是方,宣流正教,示寂留牙,在于兹土。金刚坚固,历劫不坏,宝光遥烛,如如星粲空,如月炫宵,如太阳丽昼。凡有祷禳,应答如响。国有凶荒灾异,精意恳祈,灵禅随至。今之锡

  兰山,即古之僧伽罗国也。王宫侧有佛牙精舍,饰以众宝,晖光赫奕,累世相承,敬礼

  悖,縻恤国人,亵慢佛牙。大明永乐三年皇帝遣中使太监奉香药往诣彼国供养。郑和劝国王阿烈苦奈儿敬崇佛教,远

  上述对比的结果显示,明嘉兴藏本《大唐西域记》“僧伽罗国”条有关郑和在锡兰山用兵的资料,当出于明成祖敕书,或两者具有共同的史源。

  本文在2008年12月江苏郑和研究会理事会上交流时,南京大学范金民教授建议笔者查核一下新近刊布的明代档案史料《卫所武职选薄》。会后请博士后研究员魏静查阅,发现几则有关郑和下西洋中锡兰山之役随行人员的资料,后因知范教授已经在从事此项工作,遂暂时中止。现范金民教授有关《武职选薄》史料辑录已经公开发表,这是近年来有关郑和远航最重要的史料研究工作,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笔借其便,查找了其中之关锡兰山之战者。

  1)“又一员,《外黄》查有:田永,新城人。曾祖田资,洪武二十四年(1391)报效,充仪卫司校尉。渡江升小旗,拨锦衣卫弓矢司带带。永乐七年(1409),锡兰山杀贼。九年(1411)杀退番贼功,升试百户。十年(1412)西洋公干,升实授百户。祖田顺,袭调本卫中所。”

  本则史料中所记参与锡兰山之战的人员是田资,新城人。从籍贯上看,系原燕王朱棣旧部。“靖难之役”后编入锦衣卫,参战时为“小旗”。 《武职选薄》在记述武官先世时,常将永乐七年与九年两次下西洋事混在一起,这类例子可以找出好几则。“锡兰山杀贼”应在永乐九年,而非七年。

  2)“又一员,永乐二十一年(1423)十二月,张林,年十五岁,系留守左卫聚宝门千户所试百户张山嫡长男。父原系小旗,因锡兰山厮杀有功,升除前职。病故,钦准本人袭,实授世袭百户。”

  本则史料中所记参与锡兰山之战的人员是张山,时为五军都督府所属卫所中的左军都督府,具体为在京留守左卫聚宝门千户所,参战时为“小旗”。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后,明太祖下旨“改大都督府,分设左、右、前、后、中五军都督府”,“以分领军卫,如此則权不专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

  3)“朱忠爵,指挥使。《外黄》查有:朱真,孝感人。有朱兴,旧姓萧,前充阿鲁灰右丞下百户,丙申年归附,保充千户。丁酉年举充万户。癸卯年敬除高邮卫百户。十一年(1378)调桂林左卫中所权千户。十二年(1379)实授本卫副千户后桂林中卫。二十年(1387)故。真系嫡长男,袭除临山卫历海千户所副千户。二十七年(1394)调海门卫新河所。今为年深,钦取赴京。二十八年(1395)钦依,越除龙江左卫,袭指挥佥事。永乐七年(1409),差往西洋公干。九年(1411),到锡兰山,因国王谋逆,擒拿有功。回还。九月,升本卫指挥使。”

  本则史料中所记者为朱真,在锡兰山参战时为龙江左卫指挥佥事,为中级军官。为生擒国王,即阿烈苦奈儿/亚烈苦奈儿有功人员。此部后来编入五军都督府所属卫所之右军都督府,下西洋之前已编入水师。

  4)“郑钰,试百户。《外黄》查有:郑璋,同安县人。高伯祖郑兴,洪武二十年(1387)充军,三十五年(1402)故,曾祖郑受保补役。永乐三年(1405)等国西洋公干有功,升小旗。七年(1409)锡兰山等国,升总旗。十一年(1413)西洋忽鲁[木子]等国公干,十三年(1415)升试百户。故,祖郑源系嫡长男,优给袭职。二辈郑源,旧《选薄》查有:永乐二十二年(1425)四月,郑源年十二岁,系福州右卫中左所试百户郑寿保,即受保亲侄。叔原系总旗,二次下西洋,升除前职。病故,敬与本人试百户。俸优给,至永乐二十四年(1426)终住支。三辈郑鉴,旧《选薄》查有:景(太)[泰]二年(1451)十一月,郑鉴系福州右卫中左所试百户郑源嫡长男。叔祖郑寿保原系总旗,差往西洋公干,回还,升除前职。病故,父袭职,亦故,本人因年幼,已与优给,今出幼,袭职,该仍袭试百户。”

  上述史料中所记者为郑受保(又作寿保),福建人同安人。档案中说,永乐七年他在锡兰山立功,升为总旗,此处必为永乐九年之误。他参战时为五军都督府中的前军都督府所属福建都司福州右卫中左千户所试百户,为下级军官。

  5)“董钦,试百户。《外黄》查有:董旺,文安县人。祖董士中,洪武二十六年(1393)充军。永乐九年(1411)西洋锡兰山杀败番贼,回还,病故。十一月父董真补役,以祖西洋功升总旗。”

  本则史料中所记参与锡兰山之战者为董旺,其编制在五军都督府所属卫所,属于后军都督府在京留守后卫。文安县地年燕京,董旺所在之军队应为燕王旧部。

  6)“冀绥,实授百户。《内黄》查有:冀斌,大同县人,有兄冀均儿,洪武十七年(1384)充军,十八年(1385)病故。二十一年(1388)兄冀存儿补役,三十四年(1401)故。永乐元年(1403)斌补役。永乐七年(1409)西洋公干。九(范按:当缺年字)(1411)为国王亚烈苦索(范按,当为奈)儿悖逆,杀夺官军,亲行剿擒番王,杀败番贼,升总旗。十三年(1415)升羽林左卫中所试百户。冀春,系冀斌嫡次男,父永乐十七年(1419)故,嫡兄庸,已与实授百户优给,故。春宣德九年(1434)授世袭百户。四辈冀春,旧《选薄》查有:宣德八年(1433)十一月,冀春年十六岁,系羽林左卫中所试百户冀斌户名冀均儿嫡次男。父原系总旗,因下西洋,于白沙岸与苏干剌对敌,厮杀有功,升除前职。”

  本则史料中所记与锡兰山之战有关者为冀斌,其编制在亲军卫羽林左卫中所,此部当为投入锡兰山战斗的一部分。冀斌为大同人,他所在的军队可能曾为燕王旧部。

  7)“许辅,试百户。《外黄》查有:许旺,旧名珪,罗田县人。洪武十六年(1383)充军。永乐七年(1409)西洋公干,九年(1411)为国王亚烈苦奈儿悖逆,擒杀,升总旗。十年(1412)复往西洋公干,十二年(1414)白沙岸对敌。十三年(1415)升羽林左卫前所试百户。许鉴,系许旺曾祖,故,祖许斌未袭,故,父许广优给,出幼袭职。二辈许广,旧《选薄》查有:宣德五年(1430)七月,许广年十一岁,系羽林左卫前千户所试百户许旺嫡长孙。祖原系总旗,因二次下西洋升除前职,病故。”

  本则史料中所记与出使锡兰山有关者为许旺,旧名许珪。其编制在亲军卫羽林左卫中所,此部当为投入锡兰山战斗的一部分。许旺也参加了生擒亚烈苦奈儿之战,时为下级官佐。

  8)“张应科,指挥佥事。张汉,新城县人。曾祖张通,洪武三十四年(1401)充仪卫司校尉,三十五年(1402)平定京师,升小旗。永乐四年(1406)往西洋等国,节次杀贼舡,五年(1407)升知试百户。九年(1411)往锡兰山国,杀退番贼,升正千户。十年(1412)征西洋,白沙岸对敌有功,十三年升指挥佥事。”本则史料中所记参与锡兰山者为张通,新城人。从籍贯上看,为燕王朱棣旧部,曾参与“靖难之役”。其编入亲军卫当在朱棣即位之后。

  9)“刘承荫,指挥佥事。《外黄》查有:刘京,新城县人。曾祖刘海,洪武三十四年(1401)投充小旗,三十五年升锦衣卫总旗。永乐四年(1406)升试百户。九年(1411)锡兰山升正千户,十二年(1413)以西洋功升指挥佥事。正统十年(1445)初故。初刘京袭(疾?)囗囗堂伯刘礼,景泰元年(1450)备袭。后刘(宋)?续生,刘光优给。成化二年(1466)袭,老,京系嫡长男,正(德?统?)五年替南京锦衣卫指挥佥事。”

  本则史料中所记参与锡兰山者为刘海,新城人。从籍贯上看,亦为燕王朱棣旧部,曾参与“靖难之役”,升锦衣卫总旗当在攻克南京后。

  10)“刘焕,副千户。二辈刘全,旧《选薄》查有:宣德二年(1427)五月,刘全,年十七岁,系锦衣卫前千户所带支俸流官百户刘福才嫡长男。父因下西洋锡兰山功获功,未升病故。囗囗已升本人副千户,俸优给。全出幼,钦准袭替副千户。”

  本则档案中所提到的锦衣卫前千户所带支俸流官百户刘福才,参加与锡兰山之战。

  一、亲军指挥使司所属卫所的亲军卫与锦衣卫,(田资、张通、刘海、刘福才,见上引档案编号1、8、9、10),亲军卫中参与此役的亲有羽林左卫。从相关人员冀斌为大同人(参见上引史料编号6)判断,其所属军队应为燕王旧部,而另一位相关人许旺(参见上引史料编号7)的资料显示,他可能是陈友谅旧部。从田资、张通、刘海等人的情况看,锦衣卫乃属燕王旧部。

  二、五军都督府中的左军都督府,具体为在京留守左卫聚宝门千户所(张山,参见上引史料编号2)五军都督府之右军都督府,具体为龙江左卫(朱线)。五军都督府中的前军都督府,具体为福建都司福州右卫中左千户所(郑受保/郑寿保,参见上引史料编号4)。五军都督府所属于后军都督府,具体为在京留守后卫(董旺,参见上引史料编号5)。

  据明人邱濬记载:“本朝虽接元之后,而未尝因元之旧,是何也?元起朔漠,兵制简略,不可為法故也。我祖宗得国之时,所在内设锦衣等上十二卫,以卫宫禁;设留守等四十八卫,以卫京城。上十二卫为亲军指挥使司,番土宿卫无所隶属。而京城之卫属五军都督府。遇有征行则调发之。”

  除直接提及“锡兰山”的上述九则史料之外,《武职选薄》中还有一些资料经判断亦与锡兰山有关,经检出有以下十则。

  1)“刘澍,副千户。《外黄》查有:刘京,新城县人。洪武三十四年(1401)平定京师,升小旗。永乐九年(1411)擒番王,升锦衣卫左所试百户。刘全系刘和嫡长男。父永乐十三年(1415)下西洋还,升实授百户,复下西洋。病故,全十八年(1420)袭世袭百户。”

  本档案中所提到的刘京“永乐九年(1411)擒番王,升锦衣卫左所试百户”,即当指锡兰山之役。其所擒之番王,显然就是前面提到的阿烈苦奈儿。刘京新城人,从籍绩与其履历判断,其所在的军队为燕王旧部,划归亲军指挥使司当在“靖难之役”之后。其所属亲军卫府军前卫中千户所参加了锡兰山之战。出使锡兰时他是“小旗”,即军士,战后他才升为百户。

  2)“郑朝,试百户。《外黄》查有:郑忠,涞水县人。洪武二十四年(1391)报效,充校尉。灵璧县大战有功,升锦衣卫中所小旗。永乐九年(1411)征剿,破贼池,擒番王,杀番贼,升锦衣卫中所试百户。郑亨,年十六岁,系郑忠亲侄 ,叔下西洋亡故,无儿,伯郑继弘年老,有男郑广,幼小,亨借职。宣德元年(1426),钦准袭授本卫所,实授袭百户,待堂弟长成还与职掌。”

  本则档案中所提到的郑忠“永乐九年(1411)征剿,破贼池,擒番王,杀番贼”,即指锡兰山之役。其所破之“贼池”,当即锡兰之旧都康提(Kandy),其所擒之番王,显然就是前面提到的阿烈苦奈儿。郑忠的原籍涞水县今属河北,为燕王旧部,划归亲军指挥使司当在“靖难之役”之后。他与刘京一样,参加锡兰山之战时,属亲军卫府军前卫中千户所。出使锡兰时他也是“小旗”,系军士,战后他才升为百户。

  3)“苏汉,试百户。《内黄》查有:苏成,徐州人。有侄苏均儿,洪武十七(1384)年为事充羽林右卫中前所军。二十一年(1388)成补役。永乐九年(1411)杀败番贼,升总旗。永乐十三年(1415)升羽林右卫右所试百户。二辈苏真,旧《选薄》查有:宣德六年(1431)六月,苏真,系长陵卫右所试百户苏成嫡长男。父原系总旗,二次下西洋升除前职。”

  本则史料中所提到的苏成“永乐九年(1411)杀败番贼,升总旗”,当指锡兰山之役。其编制属亲军指挥使司之亲军卫长陵卫左千户所。长陵卫系由羽林右卫改编,见下则史料。

  4)“郑堂,试百户。《外黄》查有:郑足,浦江县人。洪武十六年(1383)充军。永乐九年(1411)征剿番贼,升总旗。十二年(1414)杀败苏干剌。二辈郑郁,旧《选薄》查有:宣德四年(1429)五月,郑郁,年十九岁,系羽林右卫已改长陵卫左千户试百户郑足嫡长男。父原系总旗,因下西洋厮杀有功,升前职。病故,钦准本人袭,实授世袭百户。”

  本则史料中所提到的郑足“永乐九年(1411)征剿番贼,升总旗”,当指锡兰山之役。他与前面提到的苏成一样,属亲军指挥使司之羽林右卫(后改为长陵卫)左千户所。

  5)“杨旺,试百户。《外黄》查有:杨清,忻州人。有兄杨林,洪武二十二年(1389)充锦衣卫后所军,调羽林卫,病故。三十二年(1399)将清户名不动,补役。永乐七年(1409)西洋公干,征剿擒番王,升总旗。十年(1412),复往西洋公干,十二年(1414),苏门答剌杀败番贼。十三年(1415),升羽林右卫左所试百户。”

  本则史料中所提到的杨清“永乐七年(1409)西洋公干,征剿擒番王,升总旗。”,是说他永乐七年与九年两次下西洋。在《武职选薄》中,记述武官先世时,常将永乐七年与九年两次下西洋事混在一起,这类例子可以找出好几则。而“征剿番王”即当指永乐九年之锡兰山之役。他与前面提到的苏成与郑足两人一样,属亲军指挥使司之亲军卫长陵卫(此卫原为羽林右卫),属后千户所。

  6)“李炫,试百户。《外黄》查有:李仕迪,新宁县人。高伯祖李牛,丙申年(1356)归附充军。故,高祖李隆戍补役。永乐三年(1405)西洋公干;四年,旧港外洋杀获功,升小旗。五年(1407)西洋公干,七年(1409)升总旗。九年(1411)西洋公干,十三年(1415)升试百户。老,曾伯祖李信系长男,替,阵亡。”

  本则史料中所提到的李隆戍“九年西洋公干”,系指他参与出使锡兰山之行。他编在五军都督府之前军都督府中之福建都司,属福州右卫之左千户所。

  7)“王武,试百户。《内黄》查有:王得保,年四十五岁,直隶和州含山县人。……(王得成,洪武)二十年(1387)充建宁左卫前所总旗,征进广东,二十一年(1388)亡故,二十二年得保补役。二十四年(1391)并枪,仍充总旗。永乐四年(1406)征进安南,攻多邦隘城,克东都。六年(1408)回卫。七年(1409)往西洋等年公干,九年(1411)回还。十一年(1413)仍往西详公干。十三年(1415)钦升建宁左卫前所试百户。王顺,年二十五,系王得保嫡长男。父为老疾,顺于正统三年(1438)钦准仍替左卫前所试百户。”

  本则史料中所提到的王得保“七年往西洋等年公干,九年回还”,系指他永乐七年与九年两次下西洋。如前所述,在《武职选薄》中,记述武官先世时,常将永乐七年与九年两次下西洋事混在一起,此为另一例子。在永乐九年他应当与郑和船队一起抵锡兰山。他与前面提到的李隆戍一样,均编在五军都督府之前军都督府中之福建都司,属福州右卫之后千户所。

  8)“李章,实授百户。《外黄》查有:李辅,年五十二岁,系南京羽林左卫水军所百户,原籍直隶保定府新城县人。高祖李让,洪武三十四年(1401)充仪卫司校尉。三十五年(1402),充东阿灵璧县。渡江,克金川门有功,升锦衣卫衣(?)左所小旗。永乐九年(1411)正月攻城杀贼,退番贼有功,升本卫所试百户。十二年(1413)九月,苏门答腊白沙岸杀贼有功,十三年(1415)十二月,升本卫所实授百户。”

  上述史料中所提到的李让“永乐九年正月攻城杀贼,退番贼有功,升本卫所试百户”,乃指他参与锡兰山之役事。所谓“攻城”,即指攻取锡兰国教康提(Kandy)之战。他籍贯保定府新城,当为燕王旧部。编入亲军卫、羽林左卫当在“靖难之役”之后。原属燕王统辖时,应为步军,改为羽林左卫之水军千户所亦应在此后。该部长驻于南京。

  9)“何遵,指挥使。何义宗,江都县人,先因年间为因兵革,随父何仲贤到于占城,充囗目。洪武十九年(1386)差做通事,跟占城王子管领船只到京,回还本国。二十年(1387)仍同使臣进象,钦赏段匹,回至广东家,勘合取回。二十一年(1388)钦留提调,操练象只,拨充锦衣卫中右所总旗。三十年(1397),占城国招谕,引领占城王子等赴京朝见。三十五年(1402)往爪哇国。永乐元年(1403)回还,钦升锦衣卫驯象所百户。八月往西洋等国,三年(1405)回还,升驯象所副千户。本年钦授流官职事。八月往西洋等处公干 。四年(1406)旧港、阿鲁等处杀败贼众,五年(1406)升本卫所正千户。十一月往爪哇、西洋等处公干。七年(1409)复选下西洋,八月升本卫指挥佥事。本年囗选囗流官。九年(1411),征破城池,擒王四门,杀败番贼,回还。九月,升本卫指挥同知。”

  上述史料中所提到的何遵,“九年,征破城池,擒王四门,杀败番贼,回还”,即指与锡兰山之役。所谓“征破城池”,仍指攻取锡兰国教康提(Kandy)之战。而“擒王”即指生获阿烈苦奈儿事。他籍贯江都,所谓“先因年间为因兵革,随父何仲贤到于占城”之语可能是说他乃张士诚旧部,兵败后逃至占城。因曾长期留居彼处,熟知南番事,因此才会被委以“操练象只”之事,历任亲军中之“锦衣卫驯象所百户”、“ 驯象所副千户”及正千户。查明代文献,锦衣卫中确有驯象千户:“锦衣卫驯象千戸所,仓在西城阜财坊。永乐二年(1404)南京象隨驾到京,创象房。正徳十年建仓,收料麦,周一百八十四丈八尺。”此言北京象房的情景。驯象千户所驻节南京时,其长驻地点是否在在今南京城南之象房村,有待考察。

  10)“胡承宗,试百户。《外黄》查有:胡祯,奉化县人。祖胡谦,洪武二十四年(1391)军,永乐四年(1406)旧港等处杀贼有功,升小旗。九年(1411)回还,沿途杀贼有功,升总旗。十年(1412)西洋公干,十二年(1414)升试百户。二辈胡暹,旧《选薄》查有:宣德九年(1434)胡暹,系锦衣卫镇抚带俸试百户胡谦官嫡长男。父原系总旗,下西洋公干回还,升前职。钦准本人仍替试百户。”

  上述史料中所提到的胡谦,“九年回还,沿途杀贼有功,升总旗”,亦指与锡兰山之役。其所在的军队编在南京见设卫所的锦衣卫,属镇抚司。

  亲军指挥使司之亲军卫羽林右卫(后改为长陵卫)左千户所(苏成、郑足,上述档案编号12、13);同卫后千户所(杨清,上述档案编号14)

  锦衣卫驯象千户所(何遵,本文档案编号18)、锦衣卫镇抚司(胡谦,本文档案编号19)

  五军都督府之前军都督府中之福建都司,属福州右卫之左千户所(李隆戍,上述档案编号15);同一福州右卫之后千户所(王得保,本文档案编号16)

  这些人员分属亲军诸卫中的府军前卫、羽林左卫、锦衣卫等,及五军都督府,与前面九则明确提到锡兰山的档案一致。足见郑和水师中投入锡兰山之战的基本军事力量是亲军指挥使司所辖亲军诸卫、锦衣卫与五军都督府辖下的军队。

  既往有关郑和远航的资料中,仅提及其船队乘员达2万7千余人。参与“下西洋”活动的人员,常为学者们提及的限于郑和、王景宏、洪保、马欢等人。本文虽然研究的是锡兰山之役,但循《武职选薄》所提供的信息继续发掘,却有可能发现更多有关参与郑和远航的人员与历次下西洋水师的编制情况。

  按此铭文,此碑于永乐七年(1409年)春在中国刻成,二年后立于伽勒。其波斯文铭文虽损坏严重,但在提及所赠礼品的部分仍然依稀可辩,言明布施是“为了伊斯兰之光”(to the light of Islam)。泰米尔文碑文也遵循同样的格式,而布施的受益人是Tenavarai nayanar神。帕拉纳维塔纳(Paranavitana)认为就是印度教的Devundra Deviyo。

  此事既明,则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研究记载郑和向锡兰山寺院布施的锡兰山碑。锡兰山的三种文字碑铭并非在当地制成。据上引严从简记载,向锡兰山寺院布施之事乃是出航前已决定之事。而据上引向达教授所录锡兰山碑汉文碑文可知,锡兰山碑是明成祖御制之碑。由于择石,镌刻铭文与纹饰(包括碑顶之双龙相对雕像)需较长时间,不可能在郑和停泊锡兰山期间完成,而只能是郑和出航前已经依照明成祖旨意制碑。故此三种文字合璧碑也是出航之前已经准备好了的,并在出航前装船,然后运至锡兰山立石。制碑与装船的地点应当就在当时明朝的首都南京。今南京东郊汤山附近遗有朱棣为明太祖所制巨型石碑的未完成品,可见那里是一处官办采石场。如能有机会检测锡兰山碑的材质,将之与汤山或南京附近其他山石进行对比,或许能使能本案获得满意的结论。

  有些学者根据严从简与锡兰山碑汉文碑文所提到的永乐七年(1409)二月,认为此时郑和尚在锡兰山,并依此为据来推算郑和第二次与第三次航行的行期,足见确认锡兰山碑乃出航前已经备好一事,有重要意义,亦即此碑之日期并非郑和立碑之时,而是明成祖颁旨的日期。在自然动力航海时代,中国海舶出洋下番只能在每年西北风起的深秋至冬季。据《星槎胜览》郑和于永乐七年九月从太仓启程,十月抵福建长乐,十二月才从五虎门洋出航。按通常从华南至锡兰山或南印度须航行三个月计,船队抵达锡兰山时已为永乐八年(1410)春末。

  与此碑直接相关之重要事项为郑和所统海军的锡兰山之役。锡兰山之役《明实录》、《国榷》等书系于永乐九年(1411),其他史料则记为永乐七年。学者们的解说也各不一。实际与郑和立碑应为同一次出洋。

  明成祖致哈立麻敕书与应为明嘉兴藏本《大唐西域记》卷11《僧伽罗国条》之史源,而前引《武职选薄》有关锡兰山之战档案的发现,为我们对照严从简的记载,核实锡兰山之战的经过提供了可能。

  明成祖致哈立麻敕书中之“太监郑和劝其敬崇佛教,远离外道。王怒,即欲谋害。使臣郑和知其谋,遂去”之记载,与严从简“国主贪暴,不辑睦邻国,数邀劫往来使臣,诸番皆苦之”的描述,根据明嘉兴藏本《大唐西域记》卷11《僧伽罗国条》的相应文字,可确定为永乐三年(1405)首次下西洋事。锡兰统治者非常了解本国的优越地理位置,利用合法与非法的手段向过往船舶索取财物。首次出洋的郑和或许在行前未知此处之风险,在得知锡兰国王欲从中国船队索财时,无法以怀柔手段解决之,只得避去。

  明成祖致哈立麻敕书中之“后复遣郑和往次诸番,并赐锡兰山王”一句,及严从简“本朝永乐七年,中使郑和偕行人泛海至其国,赍金银供器、采妆织金宝幡,布施于其寺。赏赐国主亚烈苦奈儿,诏谕之”的记载,是说永乐七年(1409)在准备永乐九年(1411)之远航时,明政府根据永乐三年在锡兰山的经历,已经估计到途经在锡兰山候风时,可能遇到当地统治者索财的情况,因此预作了准备,即计划以向当地寺院布施,并向锡兰山王颁赐的办法,换取和平通过。换而言之,明成祖打算在锡兰山留下“买路线”,御制碑所描述的颁赐财物,就是准备支出的“买路钱”中的一大部分。

  敕书中之“王益慢不恭,欲图害使者。发兵五万人,刊木塞道,分兵以劫海舟”记载,与严从简“和等登岸,至其国,国主骄倨不恭,令子纳款索金宝,不与,潜谋发兵数万劫和舟,而先伐木拒险,绝和归路”的记载,反映出郑和等使臣与护卫一行登陆后前往康提(Kandy)时,因所准备给寺院的布施与颁赐给国王的财物,低于锡兰王的要求。锡兰方面在索要财物未果的情况下,打算以武力迫使明水师屈服,遂出动军队五万人,伐木阻道,切断了郑和使团与锚泊在港口的船队之间的交通。同时“分兵以劫海舟”,企图将明远洋水师一举歼灭。

  前引《武职选薄》档案中之第三则所提到的朱线),到锡兰山,因国王谋逆,擒拿有功”中之“因国谋逆”,即指此锡兰王的不轨举措引发了这冲突。可以证实这一事实还有上述档案之第六则,该文献在记冀斌在锡兰山事迹时提到“九[年](1411)为国王亚烈苦(索)[奈]儿悖逆,杀夺官军,亲行剿擒番王,杀败番贼,升总旗。”也说明锡兰王先行向明水师挑衅,引起流血冲突。同样,前述第七则有关许旺/许珪的档案中“九年(1411)为国王亚烈苦奈儿悖逆,擒杀,升总旗。”也证明锡兰方面首先启衅。

  综合明成祖致哈立麻敕书、严从简的记载与这三则档案,我们可以复原这一段事件的大致过程:即郑和等人登陆前往康提(Kandy),试图以布施与颁赐换取过境。按锡兰山三种文字布施碑中汉文碑文记载,明使团准备赠送给锡兰方面的礼物包括:

  “谨以金银、织金纻丝宝旛、香炉、花瓶、织金表里、灯烛等物,布施佛寺,以充供养。惟世尊鉴之。总计布施锡兰山立佛等寺供养:金壹仟钱、银伍仟钱,各色纻丝伍拾疋、各色绢伍拾疋、织金纻丝宝旛肆对:内红贰对、黄壹对、青壹对,古铜香炉伍对、戗金座全古铜花瓶伍对、戗金座全黄铜烛台伍对、戗金座全黄铜灯盏伍个、戗金座全朱红漆戗金香盒伍个、金莲花陆对、香油贰仟伍佰觔、腊烛壹拾对、檀香壹拾炷。”

  波斯文碑文证明了上述礼物清单之不误。但锡兰王不满足于明水师所准备的财物。在索要财富未果的情况之下,打算以武力劫财的方式加害郑和船队。锡兰国利用郑和等人离舟赴王都之际,出动大军伐木断明使团退路,同时分兵准备袭击泊于港外之明水师。

  严从简提到“和觉之,拥众回舟,路已阻塞。和与其下谋曰:‘贼众既出,国中必虚,且谓我军孤怯,无能为,如出其不意,可以得志。’乃率所从兵二千,夜半,间道衔枚疾走城下,约闻炮则奋击,入其城生擒亚烈苦奈儿”,及敕书中“会其下泄其机,和等觉。亟日舟路已厄绝,[潜]遣人出舟师拒之。和以兵三千,夜由间(返)[道]攻入王城,守之。其劫海舟番兵,乃与其国内番兵,四面来攻,合围数重,攻战六日和等执其王,凌晨开门,伐木取道,且战且行,凡二十余里,抵暮始达舟”一段记录了这一惊心动魄的过程:

  2、郑和率明使团二千人离开锡兰山都城康提(Kandy),在途中发现道路被阻,被锡兰军队所伐之树木阻断。

  3、郑和等临机决断,连夜原途向都城返回。同时密遣人赴港口通知明水师发兵抵抗锡兰,以保全船舶。

  5、锡兰方面得知王都失陷后,撤回在港口进攻明水师的军队,并会合其国内其他军队回救王都康提(Kandy),将明军重重包围。郑和率三千明军坚持抵抗达六日之久,大约是在等待锚泊在港的水师发兵相救,但双方交通已经断绝。

  6、第七日凌晨,郑和率领明军携锡兰王阿烈苦奈儿突然开启王都康提(Kandy)城门,决围而出。

  7、明军途中一边排除阻道巨木,同时设后卫阻击追兵,二十里余里道路竟走了一天,方抵船队所在港口。登舟后方脱离险境。

  上述《武职选薄》档案中之第三、第六与第七则,不但可以证实明成祖致哈立麻敕书中有关锡兰王首启事实,挑起双方流血冲突所记不误,且提供了郑和所率三千攻取王都,并坚守其地的陆战明军一具体信息。

  前引第三则档案中所提到的朱真所在之部队为五军都督府所属之右军都督府之下的龙江左卫。而第六、第七则档案中提到的冀斌与许旺/许珪所部均编制在亲军卫羽林左卫中千户所。他们所在的军队应当是随同郑和使团登岸,造访王都,在返程途中,发现道路被阻,得千锡兰王阴谋后返回王都,拔其城擒其王的三千人,应当由右军都督府中之龙江左卫与亲军卫羽林左卫中千户组成。

  而前引第十二则档案中,提到郑忠“永乐九年(1411)征剿,破贼池,擒番王,杀番贼”;第十五则档案中提到杨清“征剿擒番王”;第十八则档案所记李让“永乐九年(1411)正月攻城杀贼,退番贼有功,升本卫所试百户”;而第十九则档案则记载了何遵永乐“九年(1411),征破城池,擒王四门,杀败番贼,回还。”说明他们也都是郑和率三千明军奔袭锡兰国都康提的当事人。

  其中郑忠属亲军中之府军前卫之中千户所,杨清属亲军指挥使司之羽林右卫后千户所,李让则属亲军中羽林左卫之水军,而何遵“锦衣卫驯象所”。因此,证明了登岸陆战的三千明军中,有大量亲军官兵。

  综合锡兰山碑之汉文碑文、明嘉兴藏本《大唐西域记》卷11《僧伽罗国条》及严从简《殊域周咨录》的记载,可似构永乐初明与锡兰山之役的先后过程为:

  永乐七年(1409),郑和准备第三次远航。预计船队在锡兰山会遭遇困难,时成祖打算以向该国佛寺布施的

  次年初,船队抵锡兰山,郑和船队打算布施立碑,但锡兰山方面对明政府布施财物与颁赐并不满意,索价甚高,导致谈判破裂。锡兰方面谋袭船队,为郑和识破。明军遂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出奇兵制胜。布施之事也许就此中止。

  永乐九年(1411),被俘锡兰国王阿烈苦奈儿被携至北京。按敕书记载,与阿烈苦奈儿一同抵京的,还有锡兰山国都所藏佛牙。真实情况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换而言之,郑和向锡兰山寺院布施与生俘锡兰山国王,乃是同一件事中的两个片断。

  (本文系据作者在2006年中国元史研究会少林寺会议上发言与2008年12月江苏郑和研究会理事会上交流稿整理修改而成,刊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23辑,限于篇幅注释从略,引用参考请核对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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